亚博APP-亚博APP手机版 新闻 佛塔不倒:中国口译协会首任主席袁英大师在上海

佛塔不倒:中国口译协会首任主席袁英大师在上海

在浏览上海宝山区的文物地图集时,柯里偶然发现了一件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文物,即袁颖大师纪念塔,它现在存放在冯宝路350号的金黄剑寺。也是宝山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能移动的文物。纪念塔的起源很快引起了我的兴趣,正如书中所描述的:

“原位于振达路352弄8号(378号以东约5m)。为纪念1953年中国口译协会首任主席、上海口译公墓创建者袁英大师逝世,赵朴初等人提议中国口译协会在大厂口译公墓修建袁英大师纪念塔。许云老僧、应慈大师、能海大师写了《达明》,大师的得意门生杨明大师写了一个简短的传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厂佛教墓地被毁后被工厂占用,围墙内还建有大师纪念塔。2008年8月,原厂改制,拆墙后,纪念塔又能见光了。2008年9月27日下午,宝山文保所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题拍照,并对纪念塔进行了记录。将来,这座纪念塔将在许多地方保留下来,并将于2010年底转移到黄金寺进行永久礼拜。”

袁颖的指毛塔,1956年建于上海佛教公墓。(《圆瑛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关键信息:一、纪念塔原建于宝山大厂佛教陵园。二是“文革”期间大厂佛教墓地被毁,原址成了工厂,纪念塔被封在工厂的水泥墙上。第三,直到2008年,工厂才重新装修拆除围墙,重新发现了被黑暗笼罩了近半个世纪的纪念塔。4.2010年,纪念塔被邀请到金黄教寺居住和礼拜。

日本人拍摄的上海佛教墓地老照片。元婴大师等人开设的上海佛教墓地,原位于宝山区大厂镇镇大路,文革时被毁。

2008年袁颖大师纪念塔被发现时,它被嵌在一堵水泥墙上。

幸存的大师纪念塔

了解了以上信息后,迫不及待的挑了一个周末去黄金寺了解一下。

金帝庙,原名“金帝庙”,是大厂镇丰村村的一座小庙,当地信教群众来此烧香祈祷。2010年,丰村村委会对黄金寺破旧的于恒进行了修缮。次年,宝山区释协在此筹备了一场佛教运动,并任命僧人留宿。正式对外开放时,更名为“黄金讲堂”,分为文殊菩萨道场,主要供奉大支文殊菩萨的金身,宣扬文殊智慧的秘密。

黄金教寺庙。秦思珍

但即使是在宝山区,金帝庙也并不出名,比如和罗甸镇的宝山庙相比,规模要小得多。据说现任黄金讲堂住持景德大师是宝山寺的。曾担任袁颖大师创办的圆明课堂督学,讲学十余年。

到的时候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依然有三三两两的朝圣者进入寺庙祈祷。寺庙的院子不大,一眼就能看到尽头。工厂宿舍样子的小楼还在重建中。

进入大雄宝殿后,遇到一位中年志愿者。我问她寺庙里有没有袁颖大师纪念塔。她先是停顿了一下,然后反思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答应了,马上带我沿着一条小路来到大雄宝殿后侧的一个棚子里,师父纪念塔就立在我面前。

志愿者看到我,想仔细看看我,就告辞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塔前。师父纪念塔上披着一件金色的丝绸礼服,就像披着一件袈裟,庄严肃穆

这座塔是一座八角形的指向头发的塔(大师的尸体死在宁波天通寺)。它由水泥制成,高约2.5米。它的底座是莲花座,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残塔的顶部,第二层的正面原本镶嵌着袁颖大师德行的彩瓷照片,但现在相框四周只剩下一圈残瓷片。第二层次的其余七个面是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教的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家佛座位是方少佛种的,老师的恩情是宣焕海记的。现在纪念尘刹,到处保存。\”

应元大师纪念塔前。秦思珍

在大师纪念塔的第三层,除了“袁颖大师纪念塔”之外,其余的平塔上都刻有一条《圆公师尊略传》,是大师的得意门生杨明写的。这本传记简要描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袁影大师的一生。

杨明大师写的元恭尊大师

略传》最后一面。秦斯棠摄

圆瑛大师生于1878年,俗姓吴,福建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人。大师自幼怙恃双亡,由叔父抚育成人。17岁时顿觉人生如梦,萌生出家之念,后为叔父所阻。18岁时,大师生了一场大病,全愈后刻意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拜增西僧人为师,法名弘悟,字圆瑛,号韬光。21岁时,大师发心参访诸方名刹,先后在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参禅修习,今后慧业精进、大彻大悟。大师30岁时奉天童寺“八指头陀”寄禅之命,出国参访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等国,请回释尊舍利和玉佛。

圆瑛大师五面法相。

1907年,大师32岁,在福州涌泉寺首次开讲《护法论》。1914年,大师首次在宁波天童寺讲《楞严经》,经由8年辩义,共讲此经13次,被誉为“楞严独步”,又称“楞严座主”。

除了自身获得极高修为外,大师对于中国释教现代化组织的形成孝敬庞大,他毕生致力于中国释教界的团结,提倡建设全国统一的释教组织。1928年中国释教会建立,圆瑛大师共担任过七届主席或理事长。1949年后,圆瑛大师又与赵朴初、虚云等人配合提倡建立中国释教协会,并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圆明课堂与抗日救国

圆瑛大师的早年行迹主要发生在福州和宁波,晚年时却在上海留下了可以千古流芳的故事,最好的见证就是大师建立的圆明课堂。

圆明课堂至今仍然藏身于静安区延安西路一隅,在门庭若市、高楼鳞次栉比的闹市区,圆明课堂就像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如果不是特别注意,很容易在行色急忙中忽视这座重要的修建。

圆明课堂正门。

1983年,国务院确定了全国142处汉族地域释教重点寺院名单。圆明课堂的重要性从这份名单中也可以看出,其时全上海仅有五家寺院入选,圆明课堂就是其中之一,剩下四家划分是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和沉香阁。但圆明课堂的知名度显然弗如其余几家。

圆明课堂正式建立于1934年秋,课堂初创时,除前面一幢楼为佛殿,供奉西方三圣像外,后面一排是平房。此地原为浙江南浔巨贾顾联承的私人花园,顾联承和顾夫人邢景贤两居士把祖传家产募捐出来,用以制作殿屋房舍,供养圆瑛大师。关于道场名称的由来,圆瑛大师如是说:

“圆明是佛说《严楞经》中的最高原理,‘已往诸如来斯门已成就;现前诸菩萨,令各入圆明,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所以圆是‘圆遍十方’,明是‘明澈法界’。那就起名叫圆明课堂吧!再说,我的法名有一个‘圆’字,而我的明字辈门生法名有个‘明’字,这里是我们两代相承的弘法道场,法雨普施,同登觉路,共入圆明。”

在圆瑛大师明字辈的门生中,最能继续师傅衣钵的当属同为福建老乡的明暘法师,甚至可以说,圆瑛大师圆寂之后,圆明课堂就是在明暘法师的主持下,能够履历“文革”破坏后浴火重生,延续空门香火,恢复盛景。

大师(左)和门生明暘法师在一起。

课堂建立后不久,便发作了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大师正值花甲之年,毅然挺身而出,招呼全国释教徒到场抗日救国,并提倡组织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伤兵灾黎,还把圆明课堂变为上海灾黎第九收容所,收容无辜的灾黎和伤兵。随后因为经费难题,大师又带着明暘法师两次前往南洋诸国吁请当地华侨伸出援手,筹款救国。

不意大师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日本侵略者,1939年10月19日,大师和明暘法师门生二人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越日《申报》刊登的一篇报道纪录了其时大师在课堂内被捕的情形:

“昨日下午十二时三十分,突有日利便衣人员六七人及翻译华人一名,乘坐五四三七号汽车一辆,至大西路忆定盘路东华界门牌四四三号公共租界门牌D字五十号中国释教总会会长圆瑛法师所设之讲经堂门首,戛然而止,车上日人,即纷纷连袂入内,将正在讲经之圆瑛法师及另一僧人挟至门外,时日方已另派一五一四号汽车一辆跟踪而来,日人等乃将圆瑛等一并推入该车,疾驰而去。”

1939年新闻界关于圆瑛、明旸法师被日寇拘捕时的报道。

其时报道中的大西路和忆定盘路划分对应着今天的延安西路、江苏路。大师被捕后的情况,据明暘法师厥后撰文说:

“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先师受到严刑拷打。日本宪兵队用手枪指着他的胸膛说:‘你怕不怕死?’企图迫使先师认可‘抗日救国有罪’。牢房里过了一夜,次晨又将我师徒二人押上军车,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气氛很是紧张,而师一心念经,平静如常。每当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先师举行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师几濒于危,仍从容陈辩,义正辞严,义正辞严,体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先师虽身系囹圄,心念地狱、天宫皆为净土,除审讯外,见缝插针,一连打了三个‘净七’(注:净土宗的修行方式,指在七日内专心参究或专心持名),并绝食,以此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日本人囚禁圆瑛师徒长达一月之久后,终于将他们无罪释放,今后又多次到课堂诱请大师担任“中日释教会长”的职位,都被大师严词拒绝,直到抗战胜利。

革新与守旧

大师晚年的大部门时间仍然是在圆明课堂中渡过。1953年6月,中国释教协会在北京建立,大师因病请假,没有出席集会,不外还是被众人推选为中国释教协会第一任会长,这一效果足以讲明其时大师在全国释教界的声望和职位。三个月后,大师撒手西归,圆寂于宁波天童寺。

1952年秋,大师(前坐者)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宁静集会时和赵朴初居士(右立者)及明旸法师(左立者)合影。

作为中国现代释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提起圆瑛大师,就无法不想到另外一位更有名的高僧——太虚大师。他们二人总是被视为守旧派和维新派的代表,泛起在后人的叙述中,好像圆瑛就是一个顽固的因循守旧之辈。但实际上,二人的释教革新理念并非驴唇马嘴、水火不容,而是存在颇多相融相通之处,这一点学界已有大量辨析,相比太虚的激进革命主张,圆瑛的做法只不外越发务实稳健,更容易为传统僧人接受。

以僧才教育为例,当传统造就僧人方式不再适应今世释教生长需要时,圆瑛大师便提出借鉴近代教育模式,开创宗教教育机构,对僧人举行系统教育,对信众举行规范的释教知识普及。他一生中依托著名寺庙,先后开办了多所释教教育机构,造就出大量切合时代要求的空门门生。

大师的另一位门生明哲曾回忆过师父的教学方式:“在教育方法上,他一贯主张解行并进,即理论与实践相联合。先师住持宁波天童寺道场时,就是这样做的。冬天进禅堂坐禅习定,农忙时到场劳动生产,夏天则开讲《楞严经》。住持上海圆明课堂时,他开办了楞严专宗学院,对学僧解行并进的要求更为严格。首先注重僧仪,在作业法乐唱念上,要到达高的水平;其次更注重精研教理。他教诲学僧们既要专听,又要善记;既要会讲,还要实行。”

自从二十岁以来,圆瑛大师每隔十年都要写一首口占诗,他的《七十口占》已臻于化境:“行年七十老头陀,满眼风景会也么?万法皆空忘物我,寸丝不挂泯机梭。穿衣用饭西来意,瞬目扬眉一笑过。任运随缘消岁月,了然无佛亦无魔。”

圆瑛大师一生禅净双修,利益众生、绍隆佛种,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昔日多见福建古田、浙江宁波两地对大师颇多纪念,唯独沪上缺席,大师纪念塔和圆明课堂两处遗迹同样寥寂无闻,故心生感念,作此文,以彰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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